抗生素救治感染性休克死亡2例分析

笔者在检案实践中，遇到两例在应用抗生素输液救治晚期感染性休克患者过程中，突发病情加重死亡。因死于输液过程中，怀疑用药问题，引发纠纷。但经系统病理尸检证实系常规救治的病情转归结果，现予以报道。     

全球贫困治理中国奇迹的制度密码

贫困问题是困扰全球的世界性难题。面对全球贫困治理困境,中国创造了贫困治理的中国奇迹,减贫规模与速度世界第一,克服了经济增长与贫富分化的悖论,体现了以人为本与发展共享的理念,提供了减贫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完成了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伟大飞跃。以"中国之治"观"中国之制",中国贫困治理的制度密码在于中国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公平之制""政党之制""人民之制"与"效率之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应通过防止"返回贫困"、聚焦"相对贫困"、摆脱"精神贫困"与治理"多维贫困",实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制度创新。     

非洲猪瘟CD2v胞外区基因片段的真核表达及其多克隆抗体的制备

本研究利用真核表达系统表达非洲猪瘟病毒的CD2v胞外区蛋白,研究其免疫特性,制备多克隆抗体并研究其性质,为研发特异性单抗奠定数据基础。以非洲猪瘟病毒Wuhan2019-1株(GenBank:MN393476.1)为模板,合成CD2v胞外区基因序列,并将其克隆至真核表达载体pCAGGS载体中,获得pCAGGS-CD2v胞外区重组质粒。经酶切和测序鉴定后,将重组质粒转染293F细胞,获得重组胞外CD2v蛋白(简称His-CD2v)。用Ni-NTA柱纯化His-CD2v,并以此为抗原免疫BALB/c小鼠制备多克隆抗体,利用ELISA和间接免疫荧光对多克隆抗体进行鉴定。结果显示,(1)His-CD2v融合蛋白在293F中以可溶形式表达,SDS结果显示,相对分子质量约为35~80 ku的弥散带;(2)融合表达的His-CD2v能与阳性血清反应,与对照不反应;(3)HisCD2v制备的多抗效价最高达1∶218700,且能与阳性血清竞争性结合CD2v抗原。上述结果表明,His-CD2v融合蛋白的表达及其多抗的成功制备,为进一步筛选CD2v特异性单抗及研制竞争ELISA试剂盒,为非洲猪瘟感染与免疫鉴别方法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主监督:以民制权的现实选择

绝对的、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而要防止权力滥用,制止腐败现象的滋生,就要对权力进行制约.要完善我国现行权力制约机制,除了不断完善我国现有的人大监督、司法监督和行政监督,加强以权力制约权力,即以权制权外,还必须加强人民群众对权力的制约,即以民制权.而民主监督就是以民制权的现实选择.     

关于天津市地方禁毒立法的探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毒品在中国又开始死灰复燃。针对日益严重的毒品违法犯罪,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在禁毒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由于毒品问题的特殊性和我国国情,仅全国统一禁毒立法还不够,尚需地方立法的细化和补充。本文根据对天津毒品问题的分析和对其他省、市、自治区已有地方禁毒立法的研究比较,指出了制定天津地方禁毒立法的必要性,提出了天津禁毒条例的体系设想,力求为天津的禁毒立法提供某些启示和借鉴,推动我市地方禁毒立法进程。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的可罚性探讨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有着天然的伴生关系,但并非所有的侦查圈套都属于陷害教唆之情形。按我国教唆犯二重性的通说,陷害教唆行为应具有可罚性,但侦查圈套并不都具有可罚性。犯意诱惑型侦查圈套行为虽然有目的的正当性为支撑,但其手段的非正当性亦不能排除其可罚性;纯正的机会提供型侦查圈套因不符合教唆犯本质特征,不应受到刑罚的非难;不纯正的机会提供型侦查圈套应当作为刑法中正当化事由加以规定。     

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法制的影响与我们的对策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WTO的一系列规则将对我国法制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应进一步加快法律的信息化,推动法律的全球化和促进法律的职业化等。协调国内法与WTO法的不一致,应完善立法工作,推进司法改革和加强法学教育。     

理论创新的唯物辩证法

理论创新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理论创新主体、理论创新对象、理论创新环境都充满了唯物辩证法,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也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论农产品比较优势与对外贸易结构整合

本文从比较优势的内涵入手,在对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演绎出比较优势的定义。指出一国的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国出口贸易结构和模式应与该国比较优势状况和特点相一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产品比较优势与对外贸易结构整合的构架,对整合的内涵、农产品比较优势与对外贸易整合的内容和特征进行界定;从政策层面提出了整合我国农产品比较优势与对外贸易结构的现实选择。     

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及战略选择新思考

在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上的安全威胁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冲突和战争的类型发生变化,而且其动因也有了变化。中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已经不再是某一现实或潜在的国家,套用冷战思维就会错判。更重要的是,在看待和应对威胁上应当具有符合新的时代条件的思考。